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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业应防风险与促转型并重

发布时间:2019-08-15 16:41:47

“刚经历一场兑付危机,现在又出新政策,今后的产品不如以前好卖了。”一位经理对记者说。他所指的“政策”是日前下发各银监局及直管信托公司的一份《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信托项目经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严格的约束。不仅如此,《意见》对于信托行业严控风险、信托业务转型都有明确指导。

有信托经理提出疑问:信托业从弱小走向强盛,从无序走向规范,经历了多少次市场洗礼,如今这只“行政之手”的力度是不是过猛?

自2012年以来,证券、基金陆续推出泛资管新政,2012年底四部委发布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463号文”,2013年3月银监会发布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的“8号文”等等,任何一次政策出台,都让信托业直面危机——要么是赋予其他金融机构类信托产品的融资功能导致竞争加剧,要么是增加了政信合作、银信合作业务的不确定性。这一切都让信托业一次又一次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2013年,信托业超10万亿元资产规模,在此关口,以战略角度为行业未来发展定位无疑是必要且现实之举。因此,从这个角度对《意见》进行解读,不难理解监管严控风险的良苦用心,此外,另一个核心要素即是“转型”。

背景初探:

监管“维稳” 疏管结合

信托业内目前较具纲领性的意见,是银监会主席助理在2013年中国信托业协会年会上的讲话(业内称“杨八条”),其对信托业治理体系的建立完善提出了八条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所长邢成看来,这就是针对当前信托业的现状和存在的潜在风险提出的前瞻性对策和思路,而《意见》正是为了具体贯彻和落实有关讲话精神,应对信托业目前面临的挑战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结合当前信托业已经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或者将要爆发的一些潜在隐患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当前中国信托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而敏感的历史时期,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面临严峻的风控压力和转型压力,这既是一个新兴行业自身高速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信托业时至今日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此,不论是《意见》,还是加强资本监管、定立“生前遗嘱”等举措,都是为了增强市场信心,维护行业信誉,避免来之不易的成绩受到影响。

邢成认为,《意见》内容充分体现了市场原则,有疏有管,疏管结合,以疏为主的精神,在发展中规范、在创新中防控的理念十分鲜明。“坚定不移的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是既定的国策,中国信托业要想健康、持续、科学的发展,必然紧紧依托市场手段和市场规则,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一点,信托行业如此、信托机构如此、监管机构也必须如此。但在中国具体国情条件下,在信托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面临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特定市场环境和外部环境,必要的行政调控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邢成说。

影响何在:

在发展中控风险促转型

我们注意到,《意见》开篇便明确提出“坚持防范化解风险和推动转型发展并重的原则”,再次强调要“明确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功能定位,培育卖者尽责,卖者自负的信托文化推动信托公司业务转型性发展,回归本业。”由此可知,该文的核心要素是转型。邢成表示,在理解《意见》过程中不能简单、被动、消极的一味强调风险防范,而是积极、主动的推动业务转型,在发展中控制风险、解决、化解乃至根除风险。

那么,《意见》的出台对信托业有哪些主要影响?邢成分析认为,首先,对信托项目经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严格的约束。《意见》规定,要落实风险责任,责任明确到人,“在完成风险化解前暂停相关项目负责人开展新业务”,这样明确的责任关系和严厉的制约措施应该是以前相关信托法规中从未有过的。这意味着信托项目经理一方面要全方位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风险防范、处置能力;另一方面也彻底杜绝了个别项目负责人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置公司风险和委托人利益于不顾,盲目追求上新项目、上大项目、上高回报项目的冲动以及道德风险。

其次,要求信托公司必须全面构建风险缓释机制和提升业务风险控制、处置、化解能力。对一个金融机构而言,面临市场经营风险是必然的。关键是如何防范、缓释、处置和化解已经或者将要出现的风险。《意见》要求信托公司必须熟练和综合运用市场化手段化解相关风险,要综合运用抵质押物处置、债务重组、外部接盘等诸多市场手段,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风险。

再次,规范和强化了信托公司主要出资人即主要股东的风控义务与责任。《意见》指出信托公司股东应承诺或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当信托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时,其股东应给予流动性支持或补充资本。如果措施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监管机构可依法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尽管此前部分信托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也是这样做的,但这一措施由监管部门在法规中明确,并要求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却是第一次。这一方面体现了监管部门加强风险控制的力度和决心;另一方面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所谓“刚兑”的程度。

此外,《意见》还再次强调了规范产品营销,明确叫停非标资金池业务。这对信托公司的直销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与第三方理财合作营销的模式必将受到严格监管,资金池的清理也将对部分信托公司的流动性形成新的压力。

现实难点:

业务创新是否具实操性

由于信托公司“刚性兑付”隐性承诺的存在,使本该属于直接融资范畴的信托计划异化为一种间接融资工具,其业务类型也从“类企业债”异化为“类金融债”,平添并强化了信托公司自身的兑付风险。要从根本上解决刚性兑付机制及其带来的信托业务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必须对信托业务进行转型升级和制度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改造信贷类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模式,推出债权型信托直接融资工具,信托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意见》最有“营养”的一句话。这给信托业务带来怎样的启发,在实践中操作还有哪些障碍?

邢成介绍,所谓债权型信托直接融资工具应该是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附担保公司债信托”模式而来。基本思路是:还原信托融资作为一种直接融资工具的本源定位,将信托制度优势与债券发行制度结合起来,改变目前由信托公司发行融资类信托计划的业务模式,转换为由信托公司协助企业发行“附信托企业债”或私募性质的“附信托私募企业债”,同时,信托融资业务也由原来的风险型业务转换为收费型业务。

他认为,单纯就技术环节而言,其实在操作中不存在颠覆性障碍,但从目前我国国情来看,实施起来还有一段的路要走。主要制约在于,一是障碍,如我国现行《担保法》存在一定制约;二是分业监管金融体制导致的政策壁垒和行业壁垒,如中国2007年《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由保荐人(具有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者其他经证监会认可的机构担任,如此条块分割的监管格局下,想协调一致是存在较大难度的;三是发行市场有待确立,从现行体制而言,比较理想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沪深证券交易所等都很难作为现实可行的发行场所,其他一些区域性的交易市场则还需进一步磨合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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